殡葬文化的自我满足作用。自我满足有亲情需要满足、社会需要满足(道德需要满足)、宗教需要满足、自我表现满足等，其中自我需要满足是殡葬活动的内在动力之一。亲情是人类最朴素、最自然的感情，对亲人亡故而无动于衷者除了庄子之外还没有听说过。至于庄子无情不能按常人理解，他是得道之人，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才如此，是“大情”、“至情”。作为一般人，似乎只有痛哭、悲伤才能表其情、达其意。古代对于亲人亡故，根据儒家的“亲亲原则”，其“哀”之程度是有不同规定的，甚至有的大违人道。古有“守制三年”之说，而三年守制未满而起用谓之“夺情”。“亲情”需要是人之常情，而追求极端则必陷于形式而荒于内容。“活着不孝，死了胡闹”就是佐证，当然“活着孝，死了闹”也不值得提倡。殡葬文化的根本意义在于纪念，而纪念的形式有—很多。根本的纪念是精神，精神才是永恒的。有形的东西必不长久，只有化有形为无形才是永恒之道。社会需要无非是社会道德需要，这种需要最终要在个体身上具体化，即丧主在丧葬活动上的行为规范。道德一旦成为社会普遍法则时，任何个人都不能逃避，否则即成为叛逆。道德的社会需要实质就是社会个人的需要，一旦这种需要成为衡量一个人是非的唯一标准时，道德追求就会膨胀，乃至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有哲人说：过度追求形式是内在的堕落。纵观中外历史，隆丧厚葬的时代无不是道德堕落的时代，隆丧厚葬的个人无不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宗教需要就是丧主按照死者生前的宗教信仰或自己的宗教信仰规范殡葬行为，这也是一类自我满足。在殡葬活动中渗入佛教的东西不少，尤其是佛教的“轮回说”．在中国人脑子里根深蒂固。中国人是根据自己对人生或死亡的认识取舍宗教内容的，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原因。中国人何时能够汲取佛教中的“众生平等”、“轻视肉体”、“舍身成佛”、“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慈悲”思想，中国殡改事业恐怕就易如反掌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就发达了，中国的医学就进步了。中国人虽然宗教意识模糊，但对“来世”却非常明确。自我表现意识是中国人注重丧事的动因之一，尤其是儒家的“人世”思想和等级观念使中国人很在乎“生贵死荣’’，丧事在中国不仅是死人的事，更多的则是活人的事。丧事已被异化为活人权力、财富、人际关系的张扬，这也正是殡葬改革的难度所在。
